世宗大租房价格-世宗酒店
1.请问嘉靖40年年间的改田为桑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2.旗人包衣是什么人
3.满清八旗如何分配?
4.张承业字继元文言文翻译
请问嘉靖40年年间的改田为桑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从明嘉靖的“改稻为桑”看政府干预的必要
在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中,有一个官府直接决定农田价格的情节,它看起来有悖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能轻易干预市场论断,实际上却在更深层次上证明,转轨经济的价格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不完全为市场决定的价格不仅需要,甚至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谨慎地运用外国的论断和模型分析解决我国的问题。
明嘉靖年间财政亏空,朝廷要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就是将稻田改为桑田,养蚕织绸,以丝绸的收益摆脱财政困境。贪官严世蕃,郑必昌和何茂才等则想借机低价买进稻田,中饱私囊,他们趁天降大雨,毁堤淹了淳安、建德两县的田,人为造成灾荒和粮价上涨,农民为渡过灾年,只能低价卖出稻田,致使丰年值40-50石稻子一亩的田,跌到10石一亩。江浙总督胡宗宪告诫将往杭州任知县的高文翰,一定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田,否则,就会富了贪官,穷了百姓,甚至逼民造反。胡宗宪的主张于情绝对必要和正确,于经济学的理却很有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个精巧的仪器,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很可能导致市场的紊乱。
确实,对市场的干预非常可能造成市场的紊乱,因为为市场供求相等决定的均衡价格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供求,而一旦遭遇政府干预,实际价格就会偏离均衡价格,这就给市场一个错误的信号,误导资源配置。当然,在短期中,这种干预可以提高效率和维护公平,但在长期中则一定会遭遇障碍,甚至造成生产力的破坏。改革开放前,我们用行政手段实行低房租政策,短期中让贫困家庭住上廉租房,这好像是对他们的公平。长期中房屋生产者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生产积极性遭遇挫伤,一座座城市因此失去应有的活力和繁荣,甚至沦落破败到前几十年的水平。即便用市场手段进行干预,其结果虽然比行政手段好,但仍然会留下扰乱资源配置的麻烦。譬如,农业丰收,农产品价格下跌,政府增加对农产品的收购,在短期中可以避免谷贱伤农,长期中还是要误导资源配置。因为,粮价下跌表明粮食供给太多,也就是配置在粮食生产上的土地太多,听任价格下跌,减少粮食产量,则可以将土地转移到其他短缺产品的生产上去,这就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政府购买,抬高粮价,则给市场一个继续多产粮食的信号,有限土地仍然配置在供给已经过剩的粮食上。同时,只要政府继续维持农产品的高价,则需要买入的粮食越来越多,直至财政不堪重负。可见,只要干预市场价格,使之背离均衡价格,都一定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对价格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管理。
正是根据这样的论断,我国学人也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价格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国的价格不仅不能不管,而且往往非管不可。这不是新古典学派的逻辑出了问题,而是我国的价格与他们的价格有根本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他们的论断。明嘉靖的“改稻为桑”时的稻田价格就是个证明,因为稻田价格的上升不为正常的市场力量所决定,而为贪官污吏的“毁堤淹田”所造成。听任这样的价格发挥作用,则会帮助少数贪官污吏对中小土地所有者的野蛮掠夺,造成土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官府的干预才有希望最大限度地纠正市场的局限,阻止贪官污吏阴谋的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干预的经济学论断,则一定会酿成经济,甚至是政治的紊乱。尽管像“毁堤淹田”这样无耻扭曲价格的案例在我们生活并不多见,但由于其他原因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却几乎屡见不鲜,所以只有消除扭曲价格的力量,使得价格真正为市场力量所决定,这才能像新古典学派那样,实行不干预价格政策。而在价格机制没有理顺不前,那就非干预不可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管理层不仅不能不干预汇率与利率,而且非要强化对这两者的干预不可,因为我国决定这两者背后的变量还远远没有理顺。尽管,我国目前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但是,放开的价格并未完全为市场力量所决定,因为,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能源价格扭曲,环境成本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偏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这样的汇率决定肯定不同于新古典学派认定的价格,如果听任这样的市场机制决定汇率,则一定会成我国经济运行的紊乱。不仅于此,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民币一定投放过多,市场利率就有下降的压力,这就会加剧经济过热,所以央行一定要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的结果造成利率的非市场化,这又反过来,使得商品的价格背离新古典经济学派所假定的价格。这样的价格既不能充分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也不能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对这种价格的干预就是在违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干预论断的地方,再度找到并恪守不干预的精神。
国内学人比较偏好以既定的价格为前提,然后把模型工具用的出神入化,也就是在把我们的价格看作人家的价格的基础上,运用人家的理论,得出与我国经济运行相去甚远的结论,这正是我们常常大呼中国经济看不懂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因为我国价格远非外国理论所认定的价格,甚至在我国劳动力、能源和环境等价格没有调整到位之前,所有放开的商品价格都与外国的价格不是一回事,如此前提的失之毫厘,难免使有关论断谬之千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有关价格的前端,即决定价格的机制甚至要远比研究价格的后端,各种模型要重要的多。
旗人包衣是什么人
包衣即“家仆”,只存在于八旗满洲之中,其中上三旗的包衣由内务府管辖,服侍皇室;下五旗的包衣分属下五旗的王公贵族。
包衣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1、由诸申(满族平民)转化而来。平民犯罪,沦为奴仆。或穷困欠债,将妻子儿女典卖为奴。
2、家生奴婢。包衣阿哈世代为奴,其所生子女仍为奴,亦称“家生子”。他们的生活、婚嫁、居住,都要由主人来安排。
3、战争掠夺俘虏为奴。初期女真族各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掠取对方部落人口为奴。尔后,抢掠汉人、朝鲜人作奴。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馈赠,亦可以买卖。沈阳开城地区就是一处贩卖奴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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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衣阿哈中男的叫做“包衣哈哈”(booi haha),女的叫作“包衣赫赫”(booi hehe),义即家中男人、家中女人。
明朝的腐朽败亡,太监们特别"与有力焉"。清朝皇帝有鉴于此,所以在承袭明朝各种制度的同时,却先将太监们管事的二十四衙门加以删并,最后撤除,而改设内务府,以皇室家奴——上三旗里的包衣——代替了太监的各项执事。
内务府包衣人是一种身份极为特殊的清代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内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内,他们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而在那集团之外,却又是进行压迫、剥削的害人者;一方面,他们的身份低微,而另一方面又呼吸通帝座,反而可以比别人更容易地升官发财、假权作势,他们的富贵荣华,实际享受,比之一般大官巨卿,有时并无逊色。
百度百科-包衣阿哈
满清八旗如何分配?
八旗军的兴衰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 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了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金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全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主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
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并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
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饱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第二,计丁投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全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乌之料,合共三两”。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年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待卫、御前侍工、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
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
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衰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水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
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 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宫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土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金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
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满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来,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战获胜,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贵族行列。在北京立国后,八旗成员也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汉人平民所有的各种赋役负担,并享有各种特权。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审理,统归步军统领衙门或慎刑司减等量刑。八旗人丁依旧制,每丁拨给田地五垧(三十亩)。旗兵依职位不同,每月分别发给一至四两的饷银,三至四斜的粮米。较高的粮饷约略相当一个七品县令的俸禄。外出作战,另有“行粮”。
八旗兵丁多常驻京师,驻防外地者不到总额的一半。属于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给他们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内各县。这些旗地原系圈占汉人民众的耕地。“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公产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坐取地租和粮饷,不战不耕。京师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训练,甚至不能骑射。乾隆帝曾率领他们行围,学习技勇,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乾隆帝曾慨叹说:“不肖之徒,不识朕教养满洲之志,反以行因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说:“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饱肉,不能奋击。”(柳得恭《滦阳录》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奋击的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八旗兵坐享优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处流荡。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在街上闲游。或结帮聚伙,在茶坊酒馆里消磨日子。或斗鹌鹑、斗蟋蟀。乃至聚赌,变卖房地挥霍。震钩《天咫偶闻》评论说:“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渐变成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日益丢失了。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驻防旅顺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师营说:“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营器械,半皆朽坏。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镇江(京口),较射而有弓筋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演武猎兽时,上缴的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猎,而是从汉民那里买来。乾隆帝大怒,训斥说:“盛京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艺宜较各处加优,乃至不能杀兽,由汉人买取交纳,满洲旧习竟至荒废,伊等岂不可耻!……传谕福康安留心训练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自督率射猎,务令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清高宗圣训》卷三○○)事实上,旗兵长期不事生产,荒废骑射,“恢复满洲旧习”,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级军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乘机中饱。作战时则拥兵自卫,不敢向前。不仅下级军官如此,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军,也很少知兵善战者。大金川之战,经略大臣讷亲(清初名将额亦都后人),临战躲在帐内指挥,传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敌即作鸟兽散。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高会,挞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马铨讥笑他是“空摇羽扇,无计请缨。”乾隆朝官至领侍卫内大臣的索伦人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耳。某安能为其送也。”(《啸亭杂录》卷九)
满洲贵族将领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战。乾隆帝在连年发动的边疆战事中,不能不调遣绿营兵和索伦、锡伯、达斡尔等各族兵,组成作战的中坚力量。清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绿营兵额经常在六十万左右。据魏源《圣武记》统计,中外禁旅即驻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万余人,其中一半在京师。八旗兵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内,按照乾隆朝编制的比例,八旗满洲兵不过十二万左右。满洲兵虽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这时已逐渐代替八旗兵,成为国家军队中的事实上的主力军。
三、八旗生计问题
满洲八旗兵丁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帅尤为严重。
乾隆一朝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曾有过种种议论。归纳起来,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产,收入减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种,按照清朝规定,又不得经营工商,只靠朝廷发给粮饷和出租旗地为生。如果擅自外出谋生,即被视为“逃旗”,从重治罪。旗人长期游惰,靡费无节,粮饷不足即向佐领等官员借债(放印子)。再不足,便变卖朝廷地产和住房抵用。借贷放印子钱,钱粮即被扣还。土地变卖后不能再收取地租。房产卖后还要再出银租房。这样下去,收入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满洲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满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领取粮饷,旗丁分授耕地。百余年来,旗人生活安闲,家口不断增殖,生活负担也不能不随之增长。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而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穷乏的原因。(《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说,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现在已成为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一四五)
满洲八旗人户生齿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乾隆帝的处置办法是:(一)增发赏银。以恩赏名义,发给贫困户赏银,以为赈济。又动用国帑,赎回旗人典卖给汉人的旗地,由宫府收租,将租金分赏给八旗兵丁。据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赎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顷,岁征租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石渠余记》卷四)。这些赏银,对于贫困的旗户,虽然可缓解一时,并不能解决长久的生计。(二)增加养育兵额,“出旗为民”。雍正时设养育兵额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即脱离八旗兵籍,另谋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额,改由满洲旗丁补充。如广州、杭州驻防汉军和福州水师汉军,各出旗一千余人,由京师满洲旗丁往补。驻防福州的八旗汉军步兵改设为绿营兵,另派京师八旗满洲兵丁二千余人驻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还曾迁移京师满洲八旗三千户去东北拉林等地开垦荒地,建房屯种。说是“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前往人等,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给与车辆草束,到达后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种,每户约需银百余两。乾隆帝告诫说:“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节用度,以垦屯为务。稍有余暇,勤习骑射技勇。”(《高宗实录》卷五○四)但是满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计充裕”,典卖旗地,生计困乏的现象也在发展。据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吉林乌拉满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称富户者仅二十一户。贫户一千一百八十五户,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贫户六百七十八户,两千八百九十四口。两者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余为中户,共八百四十八户,八千八百二十九口(《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典型材料反映出,当地八旗满洲兵丁中,可以温饱的中户还不足半数,绝大多数是贫困户以至赤贫户。乾隆帝迁往拉林的三千满洲户,实际上只有二千户前去。其中老幼约十分之一,壮年而不会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过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继逃回京师。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关内流民代耕。所领旗地又通过典卖,渐归汉民所有。
广大八旗满洲人户从不耕不战到难以存活,显示着满族的统治危机,也表明满洲贵族与旗户的分化,日益加剧了。
满清八旗---正黄旗
以旗色纯黄而得名。正黄,镶黄和正白旗列 为上三旗,上三旗内无王,都归皇帝所亲统.兵 是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 至清末,是八旗满洲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下辖92 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约3万兵丁,男女老 少总人口约15万人。康熙的爱臣,乾清门一等侍 卫,纳兰性德就是正黄旗人。
满清八旗---镶黄旗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镶 红边而得名,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内无王,由 皇帝所亲统,兵为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 从上三旗中选。清末时的规模是辖84个整佐领又 2个半分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13 万人。很多清皇室成员都是镶黄旗.如嘉庆帝的 皇后孝和睿,乾隆帝的皇贵妃,“垂帘听政”的慈 禧和慈安(也称东宫)都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中 也有不少是来自镶黄旗的。
满清八旗---正红旗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为纯红而 得名,正红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 统。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旗,规模 为下辖74个整佐领,兵丁2.3万,男女老少总人 口约11.5万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隶正红旗; 清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也是正红旗人。
满清八旗---镶红旗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请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红色镶 白而得名,镶红旗是下五旗之一,由诸王.贝勒 和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6个整佐领. 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清光绪 帝的宠妃珍妃就是镶红旗人。
满清八旗---正蓝旗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闪电河流贯, 邻接河北。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因旗色纯蓝而得名。正蓝旗在顺洁前 与正黄,镶黄列为上三旗,顺治初,被多尔衮降 入下五旗,不再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勒和 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3个整佐领又11 个半分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 万人。
满清八旗---镶蓝旗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质色为蓝色镶 红而得名,镶蓝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 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7个整佐领又一个 半分佐领,兵丁2.7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5万 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便是镶蓝旗人。
满清八旗---镶白旗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白色镶红而得名,镶白旗属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勒和贝于分统,清末时的规模是84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张承业字继元文言文翻译
1. 张承业,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者也
8、D
9、A
10、D
11、(l)庄宗平常像敬重兄长一样对待张承业。(2)阎宝在一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要他走,张承业使劲一拳把阎宝打倒在地。(3)我正在招纳贤才来助我成就功业,您怎么说出这样有失分寸的话来?
8、D (A.者,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B.何,副词,表反问,“怎么”; C.乃,连词,“于是,就。”D.且,第一句中为副词,“将会”;第二句中为副词,“尚且”。)
9、A
10、D(阎宝没有令张承业去钱库取钱。)
11、(l)庄宗平常 像敬重兄长一样 对待张承业。
(2)阎宝在一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要他走,张承业使劲一拳把阎宝打倒在地。(3)我正在招纳贤才来助我成就功业,您怎么 说出这样有失分寸 的话来?
(画线处为采分点)
参考译文:
张承业,字继元,是唐朝僖宗时的一名宦官。晋王出兵攻打王行瑜,张承业多次出入兵间,晋王很喜欢他的为人。等到昭宗被李茂贞逼迫,将出走太原,就先派遣张承业到晋阳说明去意,于是任命他担任河东监军。晋王病重,把庄宗托付给张承业说:“有劳各位辅佐他(庄宗小字亚子)!”庄宗平常像敬重兄长一样对待张承业。庄宗在魏地,与后梁在黄河一带交战十多年,国内一切事务全交给张承业,张承业尽心不懈。积贮钱财粮食,招兵买马,鼓励农耕,征缴财税,凡是能够促成庄宗大业的事情,张承业的功劳最大。从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到各位公子,所有在晋阳的人,张承业全部按法律约束他们,有权势的豪门大户都自觉收敛,害怕张承业。庄宗有时从魏地回来探亲,想要些钱和赏赐伶官,可是张承业掌管钱库,要不到钱。庄宗于是在钱库旁摆酒席,酒兴正浓时,庄宗就让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助兴,舞毕,张承业就拿出宝带、钱币以及马赠送给继岌,庄宗指着钱库,喊着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钱用,你可以拿一垛钱赏他,何必用宝带和马呢?”承业生气地说:“我,是先王的老奴,我并不是替子孙考虑,吝惜钱库的钱,是为了帮助你成就霸王大业罢了!如果你要用钱,又何必来问我?钱花光,士兵就会各自逃散,难道只是我遭受灾祸?”庄宗回头对元行钦说:“拿剑过来!”张承业起身拉着庄宗的衣角哭着说:“我接受先王的重托,发誓要报仇雪恨。今天能为大王珍惜钱财而,也无愧于先王了!”阎宝在一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要他走,张承业使劲一拳把阎宝打倒在地,骂道:“阎宝,你是朱温的党,蒙受晋王的厚恩,竟然没有一句忠言,反而讨好、奉承取悦于人!”太后听说后,派人把庄宗叫去。庄宗生性非常孝道,听到太后召见,非常害怕,于是倒了两杯酒,向张承业道歉说:“我酒后失态,将会被太后怪罪。希望您喝了这杯酒,替我分担过错!”张承业不肯喝。庄宗进去宫里,太后派人来向张承业道歉说:“小儿触犯了您,我已经鞭打了他。”第二天,太后和庄宗一起到张承业的府上拜访,慰问安抚他。卢质好酒贪杯,高傲无礼,从庄宗以下到几位公子多被他轻慢过,庄宗非常嫉恨他。张承业找了一个机会试探庄宗说:“卢质好酒无礼,请让我替大王杀了他。”庄宗说:“我现在正招纳贤才来助我成就功业,您怎么说出这样有失分寸的话来?”张承业起身祝贺说:“大王能够如此爱惜人才,平定天下不在话下!”卢质因此免于一。
2. 翻译《张承业传》文字太多,但大数都很好懂的,只译部分。
张承业,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者也。本姓康,幼阉,为内常侍张泰养子。晋王〔李克用〕兵击王行瑜,承业数往来兵间〔张承业在唐昭宗与李克用之间传递消息〕,晋王喜其为人〔喜欢张承业的为人〕。及昭宗为李茂贞所迫〔协迫昭宗到凤翔〕,将出奔太原,乃先遣承业使晋以道意〔遣张承业到李克用处说明昭宗的意图〕,因以为河东监军〔因此,任命为河东监军〕。其后崔胤诛宦官,宦官在外者〔在李克用处〕,悉诏所在杀之。晋王怜承业,不忍杀,匿之〔藏到〕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业,复为监军。
晋王病且革〔病重〕,以庄宗属承业曰:“以亚子累公等。〔将李亚子托付与张承业〕”庄宗常兄事承业,岁时升堂拜母,甚亲重之。庄宗在魏,与梁战河上十馀年,军国之事,皆委承业,承业亦尽心不懈。凡所以畜积金粟,收市兵马,劝课农桑,而成庄宗之业者,承业之功为多。自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及诸公子在晋阳者,承业一切以法绳之,权贵皆敛手畏承业。
庄宗岁时自魏归省亲,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承业主藏,钱不可得。庄宗乃置酒库中,酒酣,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呼继岌小字以语承业曰:“和哥乏钱,可与钱一积,何用带、马为也?”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也。”庄宗以语侵〔欺凌〕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佐王成霸业尔!若欲用之,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庄宗顾元行钦曰:“取剑来!”承业起,持庄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顾托之命,誓雪家国之雠。今日为王惜库物而,不愧于先王矣!”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去,承业奋拳殴宝踣,骂曰:“阎宝,朱温之贼,蒙晋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谄谀自容邪!”太后闻之,使召庄宗。庄宗性至孝,闻太后召,甚惧,乃酌两卮谢承业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愿公饮此,为吾分过。”承业不肯饮。庄宗入内,太后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与庄宗俱过承业第,慰劳之。
卢质嗜酒傲忽,自庄宗及诸公子多见侮慢,庄宗深嫉之。承业乘间请曰:“卢质嗜酒无礼,臣请为王杀之。”庄宗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公何言之过也!”承业起贺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质因此获免。
天佑十八年,庄宗已诺诸将即皇帝位。承业方卧病,闻之,自太原肩舆至魏,谏曰:“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本欲雪家国之雠,而复唐之社稷。今元凶未灭,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庄宗谢曰:“此诸将之所欲也。”承业曰:“不然,梁,唐、晋之仇贼,而天下所共恶也。今王诚能为天下去大恶,复列圣之深雠,然后求唐后而立之。使唐之子孙在,孰敢当之?使唐无子孙,天下之士,谁可与王争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诚愿见大王之成功,然后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东门,而令路人指而叹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时监军也’,岂不臣主俱荣哉?”庄宗不听。承业知不可谏,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误我奴矣。”肩舆归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赠左武卫上将军,谥曰正宪。
3. 求新五代史张承业传翻译最好详细点张承业,字继元,是唐朝僖宗时的一名宦官。晋王出兵攻打王行瑜,张承业多次出入兵间,晋王很喜欢他的为人。等到昭宗被李茂贞逼迫,将出走太原,就先派遣张承业到晋阳说明去意,于是任命他担任河东监军。后来崔胤诛杀宦官,出使在外的宦官,全都下令各地杀掉他们。晋王怜惜张承业,不忍心杀他,把他藏到斛律寺。昭宗了,才放出张承业,又做监军。晋王病重,把庄宗托付给张承业说:“有劳各位辅佐他(庄宗小字亚子)!”庄宗平常像敬重兄长一样对待张承业,一年中时常到他家去拜望他的母亲,非常亲近器重他。庄宗在魏地,与后梁在黄河一带交战十多年,国内一切事务全交给张承业,张承业尽心不懈。积贮钱财粮食,招兵买马,鼓励农耕,征缴财税,凡是能够促成庄宗大业的事情,张承业的功劳最大。从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到各位公子,所有在晋阳的人,张承业全部按法律约束他们,有权势的豪门大户都自觉收敛,害怕张承业。庄宗有时从魏地回来探亲,想要些钱和赏赐伶官,可是张承业掌管钱库,要不到钱。庄宗于是在钱库旁摆酒席,酒兴正浓时,庄宗就让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助兴,舞毕,张承业就拿出宝带、钱币以及马赠送给继岌,庄宗指着钱库,喊着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钱用,你可以拿一垛钱赏他,何必用宝带和马呢?”张承业拒绝说:“这是国家的钱,不是我所能够私下给的。”庄宗就用话挖苦他。张承业生气地说:“我,是先王的老奴,我并不是替子孙考虑,吝惜钱库的钱,是为了帮助你成就霸王大业罢了!如果你要用钱,又何必来问我?钱花光,士兵就会各自逃散,难道只是我遭受灾祸?”庄宗回头对元行钦说:“拿剑过来!”张承业起身拉着庄宗的衣角哭着说:“我接受先王的重托,发誓要报仇雪恨。今天能为大王珍惜钱财而,也无愧于先王了!”阎宝在一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要他走,张承业使劲一拳把阎宝打倒在地,骂道:“阎宝,你是朱温的党,蒙受晋王的厚恩,竟然没有一句忠言,反而讨好、奉承取悦于人!”太后听说后,派人把庄宗叫去。庄宗生性非常孝道,听到太后召见,非常害怕,于是倒了两杯酒,向张承业道歉说:“我酒后失态,将会被太后怪罪。希望您喝了这杯酒,替我分担过错!”张承业不肯喝。庄宗进去宫里,太后派人来向张承业道歉说:“小儿触犯了您,我已经鞭打了他。”第二天,太后和庄宗一起到张承业的府上拜访,慰问安抚他。卢质好酒贪杯,高傲无礼,从庄宗以下到几位公子多被他轻慢过,庄宗非常嫉恨他。张承业找了一个机会试探庄宗说:“卢质好酒无礼,请让我替大王杀了他。”庄宗说:“我现在正招纳贤才来助我成就功业,您怎么说出这样有失分寸的话来?”张承业起身祝贺说:“大王能够如此爱惜人才,平定天下不在话下!”卢质因此
4. 文言文 《陶侃逸事》的翻译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
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译文
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朝把白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
陶侃聪慧灵敏,对人谦逊有礼,做事勤奋。.整日盘腿端坐,检查管理没有遗漏,没有稍稍的闲适。他常对他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如此珍惜的时间,对于我们众人,来说就更应当珍惜时间,怎么可以只想着安逸、游玩、醉生梦的生活呢?活着的时候不能对国家有好处,了以后后人听不到你的美名,这是自暴自弃。”
5. 宋史 列传第十六楚昭辅翻译《宋史》 正文· 列传第十六 吴廷祚子元辅元载元扆李崇矩子继昌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子继隆继和 吴廷祚,字庆之,并州太原人。
少颇读书,事周祖,为亲校。广顺初,授庄宅副使,迁内军器库使、知怀州,入为皇城使。
会天平符彦卿移镇大名,以廷祚权知郓州。 世宗即位,迁右羽林将军,充内客省使。
未几,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刘崇,为北面都巡检使。
师还,权判澶州。归阙,加右监门卫大将军。
俄迁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决,命廷祚督丁壮数万塞之。
因增筑堤防,自京城至临淮,数旬讫工。世宗北征,权东京留守。
是夏,河决郑州原武县,命廷祚发近县丁壮二万余塞之。师还,以廷祚为左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傅,充枢密使。
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尉。 宋初,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
会李筠叛,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岩险,且阻太行,贼据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轻,若速击之,必离上党来邀我战,犹兽亡其薮,鱼脱于渊,因可擒矣。”
太祖遂亲征,以廷祚留守东京兼判开封府。筠果领兵来,战泽州南,其众败走。
及讨李重进,又为东京留守。 建隆二年夏,帝谓之曰:“卿掌枢务,有年于兹,与卿秦州,以均劳逸。
明日制出,恐卿以离朕左右为忧,故先告卿。”即以为雄武军节度。
先是,秦州夕阳镇西北接大薮,多材植,古伏羌县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议就置采造务,调军卒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
西夏酋长尚波于率众争夺,颇伤役卒,防捕击其党,以状闻。上令廷祚代防,继诏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悦。
是年秋,以伏羌地来献。 乾德二年来朝,改镇京兆。
开宝四年长春节来朝。俄遇疾,车驾临问,命爇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继恩监视之。
未几卒,年五十四。赠侍中,官给葬事。
廷祚谨厚寡言,性至孝,居母丧,绝水浆累日。好学,聚书万余卷。
治家严肃,尤崇奉释氏。 子元辅、元载、元范、元扆、元吉、元庆。
元范、元庆仕皆至礼宾副使。元吉,阁门祗候。
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庆子守仁,内殿崇班。
…… (这么长的文章,实在找不到翻译)。
6. 何荣祖,字继先文言文重点字翻译阅读何荣祖传译文何荣祖字继先,祖籍太原。
父何瑛,在金朝为官,授明威将军。金亡后迁家于广平。
荣祖体貌魁伟,额上有红色纹,如两棵树,背突出,看相的说他将来会做大官,而且长寿。何家世代为吏,荣祖也熟悉官府之事。
他由中书省的一个属吏而升为御史台都事。这时阿合马当政,在其家中设立总库,收纳四方之物,而称之为“和市”。
监察御史范方等对此进行了弹劾。阿合马知道这是何荣祖出的主意,奏请调荣祖为左右司都司,把他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不久,御史台任荣祖为治书侍御史,升为侍御史。又调任山东按察使,阿合马的阴谋未能得逞。
帖木剌思贪赃枉法,为佥事李唐卿弹劾。帖木剌思想不出对付的办法。
恰巧这时济南有人告发谋反事,唐卿察觉此是诬告,把起诉人的状子烧了。帖木剌思借此事指控唐卿放纵了谋反者,于是逮捕了数十人。
但此案长期不能判决。朝廷命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去审理。
他们了解事情的真象后,荣祖主张判诬告之罪,祯与仁杰认为对诬告者只判失口乱言之罪,荣祖不同意。不久,荣祖调任河南按察使,祯与仁杰终以失口乱言之罪,对诬者处以杖刑,释放被株连的人,唐卿所蒙之冤得以昭雪。
平凉府报告说,有南人二十余人逃往江南,安西行省欲将此事上报朝廷,刚好荣祖来任行省参政,阻止他们上报,他认为“:何必上报朝廷,这些逃去的人都是奴隶,今闻江南已平,回去找自己家而已,可发文逮捕回来就是了。”后查明这些人果是奴隶,把他们交还给主人。
荣祖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因母亲年迈,辞不赴任。又拜御史中丞,出京任山东东西道按察使。
后召入朝为尚书参知政事。 桑哥专政,迫切地搜刮钱粮,人人受害。
荣祖多次奏请停止,世祖不听从,畿内之民受害尤甚,荣祖又多次向皇帝报告畿内人民困苦,请求免去赋税。同僚劝他再不要去劝谏了,荣祖执意不肯,不怕违背圣上旨意,不签署有关公文。
不过一月,桑哥的害民之弊为大家所共知。世祖这才想起荣祖过去所说的那些话,召他来问解救的办法。
荣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在年终时对征收钱粮情形进行考核。大家都认为这办法很好,以后长期实行。
朝廷赐他钞一万贯以资奖励。荣祖陈奏朝廷内外官员规则,以纠正弊病。
但为桑哥所压制,不能实行。荣祖与桑哥既意见不合,便借病告假,朝廷特授荣祖为集贤大学士。
不久,起任尚书右丞。 桑哥倒台后,改荣祖为中书省右丞。
祖荣奏请施行《至元新格》,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他上书说“:国家财用不可不足,而天下百姓也不可不安。
今管理财政的人,不顾人民之困苦,谈政治者不规划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应当任用的人总是多,而得到任用的人却总是少。
总之,中书省及各部为国家基础所在,必须选拔有才干者任用。按察司虽监督一道之政务,而其职责在于清除弊端,安抚该道百姓,如果还有未做到的事,行省和行台则应派官去考核,尽量做到于政有益。”
世祖深以为然。荣祖多次因年老病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朝廷诏令他不必负责具体事务,只是参预中书省商定政务,领取俸禄。
不久,拜荣祖为昭文馆大学士,参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发生水旱灾害,他以此为由,请求罢职,朝廷未准。
荣祖曾奉旨定《大德律令》,此书早已完成,现在奏请诏命元老大臣审订。还未来得及颁行,因其子秘书少监何惠去世,他辞职回到广平,年七十九岁卒。
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宪”。 荣祖身为大官,却租房居住,茶具是普通青瓷。
皇后闻知,赐上等饮具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让他买宅添置用具,以表彰他的廉洁。其著述有《大畜》十集,还有《学易记》、《载道集》、《观物外篇》等书。
7. 高堂隆传 求古文翻译 注解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是汉代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年轻时是个读书人,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郡督军和薛悌发生争执,直呼薛睇的名字呵斥他。高堂隆按剑叱责督军说:“过去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仲尼登上台阶维护他的尊严;赵王被迫为秦王弹筝,蔺相如进缶迫使秦王为趟王击缶。对着臣子直呼官长的名字,道义上要受到惩治。”督军吓得变了脸色,薛悌吃惊地站起来制止他。后来高堂隆辞去吏职,到济南避难。建安十八年,太祖徵召他任丞相军议掾,后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任国相。曹徽遇上太祖去世,不表示哀痛,反而游玩打猎到处奔驰。高堂隆用大义直言劝谏,很有辅助引导藩侯的法度。黄初年间,任堂阳长,被选任为平原王傅,平原王即位,就是明帝。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刚刚即位,众大臣有的认为应该举行盛大宴会,高堂隆说:“唐尧逝世后虞舜和百姓有三年停止举乐的哀痛,殷高宗继位后有三年一言不发的思虑,因此崇高的道德能够和谐兴盛,光照四海。”认为不应该举行盛大宴会,明帝恭敬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陵霄阙开始兴建,有喜鹊在上面筑巢,皇帝就这件事询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喜鹊筑好了巢,鸠住在它里面’。现在兴建宫室,筑起陵霄阙,而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室没有建成自己不能住在里面的徵象。上天的意思似乎是说,宫室没有建成,将会有其他姓氏的人掌握统治它,这正是上天的告诫。上天的准则是不偏爱亲近的人,只降福给品德好的人,不能不深加防范。不能不慎重考虑。夏朝、商朝的末年,都是继承先祖基业的君王,他们不恭敬地接受上天的训令,只听从诽谤诬陷别人的话,废弃德行满足私欲,所以他们的灭亡非常快。太戊、武丁,看到灾变心怀恐惧,敬奉上天的告诫,所以他们勃然兴盛起来。现在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力求俭省以满足需用,更加推重德政,行动遵循帝王的准则,除去给整个国家带来危害的事情,兴办给广大人民带来利益的事情,那麽三王之后可以有第四个,五帝之后可以有第六个,难道只有殷商的王室可以转祸为福吗?臣充任陛下亲近信任的人,如果可以给皇帝添加幸福,安定保存社稷,臣即使自身化为灰土,家族诛灭,也如同是我的再生之年。怎麽能害怕因违背皇上意愿而遭受灾难,而使陛下听不到合乎事理的话呢?”於是皇帝变了脸色,感到震动。
8. 文言文《王元之》的翻译王元之,济州人,小时候七八岁就已经会写文章了,直到毕文简为州里当差,才听说他这个人。
询问他的家事,知道王元之家以磨面为生,因此让他以《磨诗》为名做诗。元之不假思索就说:“只要心里正直,不要为眼下未被人知晓而发愁。
如果有人轻轻借了你一点力,就是你转身的时候。”文简感到十分惊奇,就把他留在了学堂里听讲学,一天,太守在筵席上出诗句(对联):“鹦鹉能言争似凤”,在座宾客没有能够对上来的,文简就把诗写在了屏风上,元之在下面写下下联:“蜘蛛虽巧不如蚕。”
文简看到后感叹说,真是能治国安邦的才子啊!于是就赐予王元之衣帽,称他为小朋友(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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